后冬奥时代，如何促进全民健身、推动场馆利用？******
北京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1月14日至1月18日召开。 北京市政协供图
中新网北京1月17日电 (记者 刘文曦 杜燕)正在召开北京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上，后冬奥时代如何弘扬北京冬奥精神、如何促进全民健身、如何推动冬奥场馆赛后的可持续利用等成为委员们关注的话题之一。
北京市政协委员李娜。 受访者供图来自体育界别的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游泳运动学院副院长李娜就加强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提出建议。她称，要鼓励学生在课后开展集体类体育运动项目，在锻炼中交流感情，在汗水中提升毅力。尤其在北京，相关部门应围绕弘扬北京冬奥精神出台专门的行动计划，组织青少年前往冬奥场馆等地，参观、学习，交流，让学生在参观中加强沟通，在实践中领悟冬奥精神，切实推动北京冬奥精神在京华大地形成生动实践。
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员会认为，冬奥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冰雪项目的亚文化地位限制冬奥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政策扶持的可持续性有待加强；受疫情持续影响，冬奥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进程受阻等。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员会从政府政策制定、引导市场和社会支持、冬季项目文化提升、冬奥场馆综合效益协调发挥和注重科技赋能五个方面提出应对策略。其中在注重科技赋能助力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方面，建议保障科技成果的可持续利用；拓展科技成果的可持续利用；加强虚拟冬奥场馆建设，开展大众虚拟体育竞赛，虚拟参观旅游、虚拟健身等活动；加强“陆转雪”“陆转冰”技术应用。
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员会从服务城市旅游业和服务“全民健身”的层面就推动冬奥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提出建议。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 北京国资公司供图北京作为举办城市，新建、临建、改建了诸多大型体育赛事场馆，“冰丝带”国家速度滑冰馆、国家高山跳台滑雪中心等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代场馆建筑，具有极高的旅游观光等价值。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员会认为，2022年成功完成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事后，将冬奥会场馆用于城市旅游业是一个方向。
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员会指出，从“全民健身”的层面看，可营造有利于滑雪产业良性发展的社会氛围。例如将北京冬奥与群众性滑雪运动的宣传有机结合，使更多的人参与到滑雪运动中，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到滑雪产业，也将有利于冬奥会场馆的赛后利用。
据《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20)》测算，预计到“十四五”规划末期的2025年，中国冰雪旅游人数将超过5亿人次，冰雪旅游收入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 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围绕如何助力冰雪产业更好发展，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北京市委员会建议，加快推进冰雪运动标准化建设，建立完善冰雪运动标准体系；加强政策资金等支持，修建冰雪运动场馆及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满足群众需求；拓展冰雪竞赛表演市场，推进冰雪赛事活动市场化运作提升商业化优势；构建大冰雪产业格局，将冰雪与文旅、电商、健身休闲等领域深入融合；进一步促进教体融合，健全完善冰雪运动职业体系和冰雪人才培养体系。(完)
“反向春运”：阖家团圆就是幸福年****** 【春运进行时】 “明天开始我就不点外卖了。这张小餐桌终于能放一些父母做的美食了！”今年春节前夕，已经在北京工作6年的王冰柯终于如愿让父母答应从老家云南大理来北京过年。帮父母买完机票后，王冰柯就开始打电话约保洁，“平时工作比较忙，没好好收拾过家，过年前要来一次大扫除，干干净净迎接父母到来”。 提到春运，在许多人的习惯认知里就是节前集中回乡、节后扎堆返城的人口“大迁徙”。但如今，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像王冰柯父母这样的“反向春运”旅客越来越多。“反向春运”也被称为“反向团圆”，是指年轻人将老家的父母和孩子接来自己工作的城市过年，节后再返乡。这一新潮的过年方式，子女可以不用顾忌放假时间、高速拥堵、票价高昂等因素，既可以尽到孝心，又能一家人团圆。 王冰柯告诉记者，作为常年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过年的首选肯定还是回老家。但他家离北京比较远，春节假期掐头去尾在家也待不了几天，回大理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都较高，所以今年王冰柯决定让父母来北京一起过年，顺便也可以带父母去北京周边的景点转转。 “就拿机票来说吧，如果我大年二十九或除夕从北京回大理，机票加税费需要2600元，但同时间段从大理飞北京的航班一张票只要不到600元，这样算起来父母两人往返机票加起来还不如我自己的一张单程票贵。”王冰柯表示，另外，春节期间大理的游客非常多，物价也随之上涨，在老家过年真不如在北京过年划算。 某旅行网站发布的2023春运出行预测报告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大城市是今年“春运”的热门目的地，和常规意义下的热门航线相比，“反向春运”热点航线票价折扣力度非常大，票源也十分充足。与此同时，铁路部门也扩大了非高峰方向票价折扣优惠列车范围，为“反向春运”旅客提供了价格更加低廉的选择。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晓东指出，“反向春运”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而成的。在客观上有春运运输资源倒挂的因素，一票难求的情况下，一些人开始反其道而行之，换一种过年团聚的方式。在主观上也折射出公众理念的转变，随着社会的发展，故土难离的观念逐渐淡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只要家人聚在一起，在哪里过都是团圆年。 此外，“反向春运”客流的增长，除了观念上的转变外，也和人口构成不无关联。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分院院长赵一新表示，春节的意义在于一家人团圆，上代父母往往养育了多个孩子，所以这些孩子们共同回到父母身边是团圆的基本模式。但如今独生子女比例很高，这类家庭中不论是孩子回到父母身边，还是父母来到孩子身边，对于团圆本身来说意义相同，所以许多这类家庭对于“回家过年”和“反向春运”都抱着开放的态度。 就交通运输的特性而言，南来北往、满载而归应该是其运力均衡配置和利益最大化的理想境界。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交通运输部门对“反向春运”机票车票的打折优惠，就是其对乘客积极填补这种运力空档的一种经济引领，假如“反向春运”成为更多旅客的过年选择，受益的将不只是交通运输企业，更可不同程度地提升乘车者出行舒适度。 “平常因为工作忙，和父母的沟通就是打打电话、发发视频，对于父母而言，过年期间的团聚可能是他们一年中最大的期待。”王冰柯说，不论是正向还是反向，也不论是在老家还是大城市，只要能够阖家团圆，就是一个幸福年。 (本报记者 訾谦) 彩61地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