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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612023-01-31 16:05

中新社70年丨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是怎样“炼”成的?******

  2017年,我曾在由海外华媒人参与的“我与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征文活动后结集出版的《家园》一书的序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回家的路途是最美的诗行。

  我们定期聚首:南京、长沙、武汉、成都、上海、重庆、青岛、贵阳、福州……

  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每两年如期而至。

  论坛是我们华媒人自己的精神家园,是奔波再远也要赶赴的盛会,是忙碌纷扰中不曾忘记的约定,是新朋故友欢笑畅叙的节日,是故乡的一声召唤和心中的一份企盼。”

  “家园”,是多年来海外华媒人对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的“昵称”,也是我多年来同华媒人交往相处而触摸到的他们的共同心声。

  由中新社发起举办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先后在南京(2001)、 长沙(2003)、武汉(2005)、成都(2007)、上海(2009)、重庆(2011)、青岛(2013)、贵阳(2015)、福州(2017)、石家庄(2019)连续成功举办十届。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看望出席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的代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看望出席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的代表

  经过近20年的淬炼打磨,已历十届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为中新社进一步创新与海外华媒交流与合作机制,广泛联系全球华文媒体,致力于建设世界华文传媒资讯中心起到重要作用。也获得世界范围内华文媒体同行广泛和高度的认可,形成了较高的品牌效应,并被列入国家级对外传播交流的重要平台。

  本人作为从第一届到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会务工作的直接参与者和亲历者,见证了论坛从播种、发芽、浇水、施肥、培土、开花、结果的整个成长过程。

  在中新社成立7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记录“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发展历程中的几个片断。

  “长长久久”“六六顺”

  2000年秋季,加拿大的一位华文媒体朋友邀请我和同事参加10月份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世界华文大众传播媒体协会第二届年会。

  这个由在加拿大攻读新闻学博士的一位中国留学生筹备张罗的“协会”是由美加地区的几十家华文媒体组成的一个松散性协会,有美加地区的30多位华媒人和几位华文作家一起聚会交流,年会正式会议仅半天时间。

  是次会议结束前当大家谈论下届年会在何地举行的话题时,我贸然建议并希望下届会议是否可以考虑在中国召开。

  回国后,我们写了一份调研报告,向当时主持中新社日常工作的郭招金总编辑汇报。经过中新社社委会研究,我社决定另起炉灶,自己主办一次华文媒体的国际会议。

  中新社社委会经过反复研究后形成共识:若要办会就办一个有一定规模和代表性并颇具规格和档次的国际会议;社委会决定由我具体负责筹划此事,社里举全社之力支持。

  经过充分酝酿和广泛征求意见,我社决定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于 2001年9月16—18日在南京召开。

  值得一提的是,论坛会期“9·16—9·18”也是一组非常吉利的数字,寓意“长长久久”“六六顺”“八八发”。

  “9·16”遭遇“9·11”

  2001年9月10日,我和总社一行工作人员提前到达南京,驻进南京中山陵国际会议中心酒店,作会议筹备接待工作的“最后冲刺”。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们满怀信心盼着论坛举办的日子快点到来时,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9月11日深夜11点多,当一天紧张的工作结束后,我已经躺上床。突然接到郭招金总编辑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小夏啊,出大事了!”

  我一阵惊讶:“什么事呀?”郭招金总编辑说:“美国刚刚发生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你考虑一下,我们这个会还能不能开?要不要临时取消,延期……”

  这晴天霹雳无疑如一记闷棍重重地打在我头上,当时头“嗡”的一下被炸蒙,几乎失去知觉,全身瘫软,气力全无,一想到经过近一年辛苦筹备的会有可能会流产,便如万箭穿心。

  20多年前,网络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当晚我随即打开房间电视,看到凤凰卫视滚动播报美国世贸中心遭恐怖袭击的画面时,心情沉重。

  深夜12点多,我又拿起电话对郭招金总编辑说,海外代表的机票都已订好,还有部分代表已提前到达中国,准备15号就到南京报到;南京方面的会务准备也进入倒计时阶段……郭招金总编辑劝我早点休息:“晚上你再考虑一下,我们明天早上再作决定。”

  那一夜我思绪万千,翻来覆去,彻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我把自己的想法再次告诉了郭招金总编辑,强烈而又坚定地表示,“9·11”事件对大会的如期召开虽然有较大影响,但影响也是有限和可控的,建议会议照常开,能来多少代表是多少,开弓没有回头箭。

  9月12日上午社里经过反复研究、评估,最终决定会议还是如期举行,顿时我凝重的心情轻松了好多。

▲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于2001年9月16日在南京召开▲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于2001年9月16日在南京召开

  由于首届华文传媒论坛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受邀的海外代表非常珍视参加论坛的机会。遗憾的是受美国“9·11”恐袭事件影响,许多航班停飞或缓飞,美国约有二十多名代表受此影响未能参会。

  但大多数代表并未受此影响,一些代表在“9·11”之前就离开美国回大陆探亲访友,更有一些代表历经艰辛,经过多次转机才来到中国。

  “9·11”恐怖袭击至今已20多年了,但至今我还仍然记得有几位美洲地区的华媒代表为参加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而不辞辛劳,跨越千山万水、奔波五洲四海,绕了大半个地球,怀着执着、虔诚之心来参加论坛的感人情景……

  美国《世界日报》(旧金山版)时任总编辑陈裕如先生在“9·11”后的旧金山时间9月16日,搭乘旧金山恢复航班后的第一班飞机于北京时间9月17日赶到台北,在台北又遇台风滞留一天,18日才转乘飞机于当日下午15点赶到南京。

  为满足陈裕如先生与论坛“见上一面”的心情,我们工作人员派车从南京禄口机场直接将他接到大会会场,而此时论坛已进行到闭幕式环节。

  当长途跋涉坐了20多个小时飞机,拖着行李箱,风尘仆仆满头大汗一脸疲惫而又面带微笑的陈裕如先生出现在论坛闭幕式会场时,全体代表顿时起立,为他鼓掌致敬并流下感动的眼泪。

  另一件令人记忆犹新的事是:因受“9·11”美国部分航班停飞、延飞的影响,巴拿马《侨声日报》社时任社长古文源先生为了按时赶到南京参会,避道美国而绕道欧洲换了五趟飞机,用了四天的时间辗转经过四个国家和地区,绕了半个地球才到达南京参会。

  世界华文媒体的“武林大会”

  2001年9月16-18日,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如期在南京举行,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家境外媒体的150多人与会。

  海外主要华文媒体的代表基本到齐,且与会者都是华文媒体的董事长、总裁、社长、总编辑。

  在论坛开幕式当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会见与会代表,合影留念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开得热烈成功,海外参会代表非常兴奋。在论坛闭幕式上,时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兼中国新闻社社长刘泽彭郑重宣布,两年后中新社将举办第二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时,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首届论坛的成功举办得到与会者的高度认可。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说:“中新社办这样一个论坛,邀集世界华文媒体,可说是世界华文媒体的武林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彼此交流理念、分享快乐和辛劳。”

  牵手世界 见证时代

  经过近20年的淬炼打磨,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已成为在世界华文传媒领域享有很高知名度和信誉度的精品和品牌工程。

  为保持论坛的品牌形象,我社不断完善和改进论坛的内容和形式,坚持精益求精、不断打磨、服务为上、创新引领的理念,使论坛朝着权威、高端、专业、精品方向发展,力争做到可被模仿,但无法超越的境地。

  首届论坛在南京举办时,仅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家境外媒体的150多名代表参会。

  其后参加每届论坛的代表和国家地区的数目快速增加,到第九和第十届论坛时,已有来自64个国家和地区的430多家媒体的460位代表参会,体现出论坛广泛的参与性、活跃度,以及规模大、参会范围广、人数多、传媒类别齐全的特点。

▲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上夏春平与老朋友印尼《国际日报》董事长熊德龙先生相会▲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上夏春平与老朋友印尼《国际日报》董事长熊德龙先生相会

  历届论坛设置的主题都聚焦中国发展,服务国家国际传播总体大局。从第一届到第十届论坛的主题分别是:

  “面对新世纪的华文媒体”(2001)

  “沟通·合作·发展”(2003)

  “全球中国热中的海外华文媒体”(2005)

  “华文媒体与和谐世界”(2007)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海外华文媒体”(2009)

  “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华文媒体”(2011)

  “中国梦——世界变局与华文媒体的新使命”(2013)

  “海外华文媒体200年——薪火传承与时代担当”(2015)

  “一带一路与华文媒体新发展”(2017)

  “牵手世界 见证时代——华文媒体的中国故事”(2019)

  充分体现出论坛“与时俱进”的时代发展轨迹。

▲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开幕式▲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开幕式

  精神家园和励志“加油站”

  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不仅仅是一个庄重严肃“高大上”的会议,也是一个充满温馨和情感的家园。

  在论坛的长期打造过程中,我社时时牢记在将论坛打造成一个知名的国际交流平台的同时,也用心赋予它更多人文情怀元素,让论坛成为海外华媒人的精神家园和励志“加油站”,希望华文媒体在世界舆论场的百花园中鲜艳怒放,永不凋谢。

  长期以来,遍布五大洲的华文媒体同仁数十年如一日耕耘在华文媒体这块土地上,上下求索,对中外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贡献良多,居功甚伟。

  为铭记那些长期在海外为华文媒体的耕耘而默默奉献的老一辈华媒人,我们在几届论坛上设计了“嘉奖”致敬环节。

  在第六届论坛上,大会首次设立“资深华媒人荣誉奖”,并专门举办颁奖晚会。

  会上我社向长期从事华文媒体事业,从业超过 40年的 9 位海外华媒代表颁发奖状,对他们长期以来兢兢业业倾情奉献华媒事业表示致敬,并希望借此激励华文媒体新生力量秉承传统,继往开来,推动海外华文媒体事业薪火相传,代代相承。

  在颁奖晚会上首获殊荣的华文媒体代表分别作了感人至深的发言,引起与会代表深切共鸣。泰国《世界日报》社长黄根和说:“今天的获奖使我对媒体工作更有责任感,也让我更热爱这份工作。我愿以‘一日媒体人,一世媒体人’的意志,继续在泰国为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以及为民族融合作贡献。”

▲“资深华媒人荣誉奖”颁奖仪式▲“资深华媒人荣誉奖”颁奖仪式

  有这样一群人:从 2001 年到 2019 年无论他们有多忙,无论他们此前身处何方,总不负这场“回家”的约定。

  在2019 年举办的第十届传媒论坛闭幕仪式上,我们特地设计了一个特别环节,为近20年来连续10届参加论坛的12位海外华媒代表颁发“老十届”特别致敬奖。

  “老十届”特别致敬奖在华媒代表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同时也无形中增加了中新社同论坛及海外华媒之间的黏性。

  日本《中文导报》社长杨文凯表示:“作为华媒的一员,我始终抱着学习的态度参与历届论坛,我有幸参加了十届论坛,能成为华文传媒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与有荣焉。”

  已八十多岁的美国《华府新闻报》主编徐崇民先生用“十全十美”来总结自己参与历届论坛的感受:“从第一届论坛到第十届论坛,每届论坛的主题均契合中国当下的发展和全体华文媒体的发展趋势,为海外华文媒体打开了一扇近距离了解中国的观察之门。”

▲夏春平在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上的工作照▲夏春平在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上的工作照

  作者:夏春平(中新社原副社长、副总编辑)

  • 彩61

    光明文化周末:泥墙小院记******

      作者:梁衡

      在大城市里住了50年的高楼,忽然怀念起当年在县城里住过的那个平房小院了。

      河套农村通常是没有院子的,平地起房,门前堆放些生产、生活用品,就是一个家。苏东坡云:“此心安处是吾乡。”这里有间房子就是家。大约是因为原住民少,住户都是上几辈从内地走西口过来的,而最早的走西口是春去秋来,搭个窝棚,收几斗粮食就往回走。后来逐渐有人定居,但仍是流动性很大,向无砖墙瓦房。我在农村劳动时住的土房子,开门就是公路、农田,一片白云映蓝天,八百里河套在眼前。

      后来到县城工作,有了机关宿舍。但也不过是在城边空地上修几排平房,不像北京的那种机关大院、部队大院。其善后的细节还得靠住户自己去完成,而我分到的房子又是最西边的一间,紧靠大路,总得有个短墙来遮挡一下吧。

      河套农村盖房基本不用砖,这里是千万年来形成的黄河冲积平原,最不缺的就是黄土。秋后庄稼收罢,选一块平整的土地漫上水,待水渗进土还未干时,用石磙子将地碾平压瓷实了。再用一把齐头大铁锹如切豆腐一般,一脚踏下翻起一块湿土立于平地,横成行,竖成列,如士兵列队一般。秋阳融融,天高气爽,土块慢慢变干,这就是起墙盖房的基本材料,当地名“坷垃”,有俗语“坷垃碴墙墙不倒,光棍跳墙狗不咬”。我们住的机关宿舍也是用坷垃垒成的,只不过多了几层青砖垫底。

      怎么修院墙,这倒难不住我们。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们这一群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老五届大学生,本来就是有难共当,有事帮忙的。朋友圈子里有一位叫杜逵,比我大八岁,早分配来几年,人地两熟,是我们这几个城市学生娃“荒野求生”的主心骨,大家都叫他老杜。老杜虎背熊腰,孔武粗壮,在农村长大,放羊割草打兔子,无所不能,在大学运动会上还拿过十项全能第一名。他极有趣,用方言讲故事,笑得你眼泪直流,而要讲起山村鬼故事,又让你毛骨悚然,夜晚不敢出门。老杜很热心,新房善后这样的事自然是不请自到。我们从河边拉回了一车土,七手八脚浇水和泥,自制了一批土坯,晒干后垒了墙,还留出一个缺口,用废木条钉了一个篱笆门。靠南墙根又盖了“凉房”(土冰箱),北窗下垒了“炭仓”(当地烧大块煤,不说“煤”而曰“炭”)。晨昏出入,鸟鸣雀噪,居然也有了家的味道。

      虽然有了工作,却专业不对口,不免胸中郁闷,人闲岁月长。垒墙的成功倒勾起了我对泥瓦活的兴趣。碰巧,看到一本推广农村节柴灶的小册子,便又动了改灶的念头。虽然是干部宿舍,但还是农村的格局,一盘东西大炕占了半间房,算是卧室,隔墙厨房一个大灶一口大锅,烧开水及做饭菜,蒸、煮、炒、炸、烙都是它。传统老灶,火苗一着就被吸入炕洞,热利用率很低。我就参照小册子找来一个废脸盆,去底坐于火上,成夹层炉膛。兵法云:“围三缺一。”在盆的左、右、后三处各开一个洞,逼着火苗反向舔锅底一圈后再从夹层里抽走。这即小学自然课上学过的水管锅炉原理。新灶盘成后,加一铲煤,火焰呼呼作响,烧开一锅水节省一小半时间,一炮打响。我不禁大喜,就如瓦特发明了蒸汽机。

      我忙邀圈里的朋友来家吃饭,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炫耀我的发明。厨房新改灶,门外新垒墙,在那个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学非所用的年代,这点新玩意足可以让人快乐好几天。当时又正逢大家结婚成家的年龄,我就常被请去给新房改灶,沾沾自喜,风光一时。干活时一般是新郎打下手,手上忙,嘴上也不能闲着,谈论最多的自然是新人们的恋爱故事。那时讲成分,说出身,大学生社会地位低,虎落平阳,在县城里找个对象都不容易。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新郎本科中文系毕业,却找了一个初中文化的县妇联主任。现在看来很不般配,但新郎说:“就这,她还通过县委组织部调阅了爷的档案,把我的三代出身都查了个遍。”我打趣说:“你走西口,落魄于此,居然抱得一个妇联主任归,该知足了!”

      当然,小日子的全部绝不止于垒墙盘灶,最重要的还是学会怎么吃。塞外冬长,土豆、白菜吃半年。在村里劳动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吃的第一口新菜是七月十五日摘的西葫芦。这在北京已是盛夏,而西葫芦也应该算是秋菜了。冬储菜的品种很单调,主要是土豆、白菜。地上挖一深窖,放入其中,窖口覆以厚稻草和棉门帘。而腌菜则主要用白菜、雪里蕻。办法也很粗放,将白菜去外帮整棵码入水缸中,一层菜一层盐,讲究用大粒盐而不得用粉状盐。我至今也不明白,盐的化学成分一样,为什么还要挑特定的外形。我怀疑就像鲁迅在《父亲的病》里说的,蟋蟀必须是原配,似乎昆虫要贞洁才能配药,这盐也要不失童贞。雪里蕻则要多一道工序,洗净控干水,放在洗衣板上用盐粒揉搓后,再码入缸中。到后来,又兴起一种盐水腌西红柿。专拣秋后霜打已经不可能再熟的绿西红柿(名“拔蔓子果”,意即最后一茬,连果带蔓子一起拔了)腌,为的是便宜。那时市面上已经有了防腐剂,放入一小包半年不坏,青翠可人,很受欢迎。现在知道这如同毒药,绿的生西红柿、防腐剂对人体都有害,可当时是一种穷快乐。秋风送爽,挖窖腌菜真忙,颇有点“深挖洞,广积粮”的气派。到隆冬季节就少出门了,三五好友“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转眼冬去春来,院子里残雪渐存无几,柳梢也染上了一抹新绿。一天我正隔着玻璃窗伏案写稿,突然院子里传来一声呼叫:“小梁,不好了,你的院墙要倒!”我赶忙掷笔出门,说话的正是老杜。只见他沿着墙来回走动,一边还用手摩挲着墙面。在两墙相接的直角处,西墙向外倾斜,裂开一条上宽下窄的大缝,犬牙交错,足可探进一个拳头。我头皮发麻,惊出一身冷汗,这要是倒塌了,不但前功尽弃,还可能砸着行人。老杜直摸着脑袋说:“咋就给爷出了这档子事?”满脸的遗憾。一会儿又安慰我:“不咋,大不了到秋天推倒重来。”我说:“先看几天,实在不行,又得辛苦你。”

      这样大约有一周时间,我每天一起床就抬头看窗外,外出回来也先摸摸这墙。就这样日出日落,就像朱自清说的,看着日光每天“伶伶俐俐”地跨过短墙,像做错了什么事慌慌地逃去。裂缝却还在加大。终于我有了一个大发现,罪魁就是这“伶伶俐俐”的日光。我房子的前面还有一排房,挡着短墙的东面,晒不上太阳,而西边是一条空阔的大道,西晒的阳光可以照到短墙西面的墙根,冻土渐渐变软,墙就向西倾斜了。我立即跑去找老杜他们,报告这个重大发现。大家即刻来到现场会诊,多数人认为应立即拆掉,以绝隐患。我却认为既然是受热不匀惹的祸,何不吃点偏饭,沿东面的墙基开一道沟挖去冻土,让热气直接软化墙根。众人哄笑:“快不要给爷瞎想了,这是一堵上千斤重的墙,又不是一根随风摆的墙头草。”我说:“试试看,也许它还能自己摆回来。你们先留着力气,试验失败,秋天干活不迟。”我找来一把铁镐,沿东面的墙根小心地开了一条一尺宽的浅沟,又在墙头立了一根垂直的木棍,好作参照观测墙倾角的变化。

      功夫不负有心人。三五天后那墙竟开始向东一丝一丝地扳回,而且随着天气一天天变暖,那墙回心转意的速度也日渐加快,眼看就要破镜重圆。我每天用铁铲小心清除沟内已软化的冻土,好让温暖的空气能直接亲吻冰凉的墙脚。大约过了半个月,那斜墙不但回归正位,连直角处龇咧着的土坷垃,竟也一块一块严丝合缝地重新咬合在一起。我大奇,谁道命运不由己?门口斜墙尚能直!今天晚上一定要用我的风火灶炖一锅酸菜猪肉粉条,和朋友来一场庆功宴。墙歪自正,一时成了我们这个小区的新闻,常有人驻足或专门跑来观看。直到半个世纪后,当时住在我前排的田聪明已是新华社社长,我们在京城又同住一个院子,他一见面就谈起这件往事。

      在那些穷而平淡的日子里,难得抓住这个快乐的小尾巴,常作为茶余闲话,当然也少不了起哄。有的说:“你这个文科生,无师自通,投错了胎,该去学工。”有的说:“你京城修道,又沙漠里练功。你这身武功可以出国去承包比萨斜塔的扶正了。”若干年后我有机会出国到意大利,还真的专门去看了一回比萨斜塔。塔因太斜,已不许游人靠近,我在暮色苍茫中遥望塔影,想现代科技已经能平移一座大楼,能定向爆破一百多米高的烟囱,就不能定向注水,扳回这位固执的斜塔老人?

      人的命运就像飞鸟嘴里的一粒种子,不知会跌落何处,又怎样生根发芽。现在想起来,“文革”中我们被迫走西口,塞外安家,修墙改灶,就像小孩子过家家。教育学上说,童年的游戏就是学习,而游戏是无所谓目的的。我们在塞外六年,正好度过了一个社会人的童年,正是这些不经意的游戏,给我带来了童年的欢乐。多年后,我这个文科生真的写了一本畅销书《数理化通俗演义》。难道这本书的胚芽早已埋在那堵斜墙和那个新灶的火苗里?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6日 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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